叔侄聯手:一手租電腦一手典當詐騙萬元
2015-01-01 22:18:35 來源： 評論：0 點擊：
姚福榮（左）為“民國遺產”心醉神迷，他的下屬卻堅持認為遇上了騙子。
開公司騙錢，“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沒有任何風險。注冊一家公司，大騙一把就走，這個周期的時間大概在3個月左右。到時候一走了之，換個地方再注冊一家就行了”。
據知情人士透露，3個月的生存期內，騙子公司最多可以騙得500萬元之多，而成本不過10萬元左右。而且這類公司已經產業化、網絡化、職業化，第一家公司在運行的時候，就可以安排人手去注冊第二家公司。
2005年5月下旬，湖北人冷鋒經東北人王某介紹，在都江堰見到了“大老板”姚若松。與他同行的，還有成都兩名隱身采訪的記者。
一見面，冷鋒就對“大老板”說，我要擴建廠房，正在找幾千萬元的投資。姚若松不耐煩地說，太少了，不感興趣！一旁的記者“提醒”冷鋒：不是還有一個1億多的項目嗎？冷鋒說，那是二期。姚若松聞言精神一振，大聲說：
好！兩期一塊投！我有資產120億美元！
5月27日，在深圳“融資”3年不成、絕望中返回老家的杭州商人姚福榮，突然聽到朋友冷鋒傳來的消息，曾許諾向他投資1.2億元人民幣的姚若松因涉嫌詐騙，在都江堰被捕了。
向姚若松尋求“融資”前，姚福榮事業有成，“有面子”、“有關系”、“會做生意”。3年“融資”，姚福榮千金散盡，妻離子散。為了躲避債主的催討，他借來的車上放著自己的衣物箱子。雖然回到家鄉，姚福榮卻不知道自己晚上會睡在哪里。
“財神”威嚴
6月1日，姚福榮的前妻馬大姐斬釘截鐵地說：我讓姚福榮要么去死，要么去投案坐牢。他死了，我替他擺平債務；坐牢他可以好好反省反省自己。
他們24年的婚姻在2005年2月走到了盡頭。
20年前，姚福榮夫婦分別是浙江余杭縣工商所和稅務所的工作人員，后來夫婦倆下海經商。1990年代初，白手起家的姚福榮夫婦做防火建材生意，賺到第一桶金。此后的生意有賺有賠，但事業一直在擴展。到2002年，他們在余杭的枇杷古鎮塘棲買下了200畝枇杷園50年的土地經營權，成立了派克蘭農業生態有限公司。
“買下這塊地，我就想把它做大，做大，再做大，搞個一兩千畝的規模。”姚福榮指點著枇杷園回憶說。姚福榮的雄心壯志只欠資金。他開始四處聯系投資。然而，在余杭的告貸之路頗為艱難。
“貸款很難。當時余杭區農業局表示可以支持我150萬，但這筆錢太少了。”姚福榮開始想辦法到余杭之外去尋找資金，來支撐自己的莊園夢。2003年7月，有人介紹姚福榮認識了一名人稱“大老胡”的胡姓永康人。“大老胡”告訴姚福榮，自己辦理融資業務6年，最近終于在四川都江堰碰到了一個“真正的大老板”。
據“大老胡”稱，這位“大老板”出身民國軍隊將領家庭，其父是一筆神秘的“民國遺產”的守護人，而這筆存在美國花旗銀行的高達48億美元的“民國遺產”，已經確認由這位“大老板”繼承。為此，“大老板”一直在內地尋求投資項目。
“大老胡”向姚福榮保證，只要出10萬元錢作為引資的前期運作費用，就能引來1億人民幣的投資。即使引資不成，“大老板”也會報銷全部差旅費用。
姚福榮立刻帶著一名下屬，與“大老胡”一起趕到都江堰，拜見“大老板”，準備融資。2003年8月初，一行人到了都江堰，“大老板”的下屬通知，要見“大老板”，需要預約等候。3天后，神秘的“大老板”身著少將肩花的戎裝，在都江堰家中宴請姚福榮等人。席間，“大老板”向姚福榮出示了“大老胡”所說的“民國遺產”的種種佐證，其中有美國銀行的“存款證明”，戰爭年代的舊報紙，證明有一宗來源去向撲朔迷離的國民政府“戰爭遺款”的存在，而這份遺產最終落到了有“少將”軍銜的“大老板”身上。
“大老板”還出示了他本人獲得的各種獎章——其中有獎勵他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后撲滅科威特油井大火，有各國獎勵他作為一種農業機械的發明者，提前數年實現了美國教授的預言，還有表彰他在1998年大洪水時期的5萬元捐贈，以及在諸多革命老區捐獻了多所學校的“義舉”。
神秘慷慨的“大老板”名叫姚若松。雖然在商言利，但姚若松神色威嚴，言語不容置疑。他出示過自己的軍官證，但不容姚福榮和下屬細看，一晃即收回口袋。連散發給姚福榮的名片，也是材質特別的黃色金屬所制。姚若松吩咐姚福榮，妥善保存這份“金名片”，不可隨意示人。姚福榮隨即藏好，連隨行的下屬都沒有透露。
沉甸甸的“金名片”增加了“大老板”的威嚴，打消了姚福榮的疑慮。姚若松隨即提出，他旗下的若松香港(集團)有限公司向姚福榮的農業生態項目投資1.2億人民幣，前期運作費用10萬元由姚福榮承擔。雙方席間商定，10萬元前期款項到位，姚若松將在2003年8月20日之前向派克蘭公司撥款，并承諾開具一張20萬港幣的銀行支票，作為對姚福榮個人的獎勵。
2003年8月6日，姚福榮和下屬隨姚若松、“大老胡”等人離開都江堰，前往姚若松的公司總部深圳。他一路催促杭州老家將10萬元款項打進他的銀行賬號。8月8日，姚福榮就將10萬元錢交給姚若松，后者則開出一張40萬元的香港匯豐銀行支票，加倍兌現都江堰時的獎勵承諾。雙方隨即在姚若松公司總部簽署了投資意向協議書。
深圳迷局
2003年8月中旬，姚若松承諾的撥款日期將近，姚福榮向他催問，姚若松說撥款前要對他的生態農業項目進行考察。心急火燎的姚福榮隨即前往都江堰，將姚若松指定的兩名考察人員——姚若松的弟弟姚某和都江堰原招商局副局長陳某——接到杭州。
姚福榮說，姚若松行前特別交待，為了讓考察報告好看，需要對兩人有所表示。姚富榮稱，他為此在成都雙流機場付給姚某和陳某“活動費”各1萬元。到杭州后，又請來余杭區的領導作陪，介紹當地的投資環境和派克蘭的發展前景。
姚某與陳某的考察結束，返回都江堰寫好考察報告，原定撥款時間已過。此間姚福榮先赴深圳，再去都江堰取報告，并于8月31日與姚若松簽訂正式投資合同，約定當年9月15日撥款。
撥款期限又一次來到，姚若松面對姚福榮的催問坦然說，由于“戰爭遺產”存在美國銀行，雖有銀行墊付高昂的前期費用，但需要籌措資金去美國辦理手續。他提出，由姚福榮為自己籌措120萬元資金，作為赴美國“動款子”的資金。撥款時間推遲到10月10日。而作為對姚福榮籌款的報酬，撥款同時給姚福榮個人80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說罷，姚若松大筆一揮，開出香港匯豐銀行400萬元支票一張，作為先行兌現的獎勵。
就在原定的撥款日期前幾天，姚福榮夾雜著興奮與恐慌的心情，帶著姚若松的身份證、藏寶照片和巨額遺產的種種證明飛回浙江籌款。然而就在籌款的第一站金華，有人看了一眼姚若松的所謂藏寶照片(其中居然還有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圖》)，就對此嗤之以鼻，斷然拒絕了姚福榮的借款動議。奇怪的是姚福榮竟沒有起疑，繼續回到杭州的熟人圈子里，四方告借高利貸。
2003年9月30日，姚福榮飛赴深圳，將先期借到的40萬送到姚若松手中后，拿到一紙借條。姚福榮數日后再次飛回杭州，又借得80萬，于原定撥款的10月10日前兩天，交付給姚若松。
收到錢后，姚若松承諾11月8日將款項撥給姚福榮。姚若松還讓姚福榮搬來與其同住，靜候撥款。若松公司里住著的等款者，除了姚福榮外，還有其他幾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引資者。姚若松表示，等到旅費齊全，他將派兩人前往美國取款。
然而，姚若松屢屢推遲的“撥款計劃”一直不順。除了美國銀行“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撥款過程中似乎還遭遇了一次官司。姚若松稱，美國、臺灣各有一個自稱是姚若松的人，要冒領他的財產。雖然他的父親健在，但他需要“從四川省政府、國務院”拿相關證明文件到美國，證明自己是“遺產”的合法繼承人，只是“撥款”時間不得不多次拖延。
整個11月，姚福榮沒有等到他日思夜想的撥款。倒是在11月6日收到了姚若松簽給他的兩張面額分別為40萬和400萬的香港匯豐銀行的支票不能兌現的消息。
此間，姚福榮多次向姚若松追問取款進度，姚若松一反常態，大聲責罵姚福榮不懂得過程艱難。12月，姚福榮要求姚若松提供赴美出差的機票、賓館證明、律師和銀行的證明，姚若松勃然大怒，又將姚福榮一頓臭罵。嚇得姚福榮不敢再提“證明”的話頭。
此后沒幾天，姚若松突然告訴姚福榮，自己因膽結石要回都江堰動手術，而若松公司的其他職工要放假，因此他不在公司期間，委托姚福榮代接“美國電話”。姚若松還慷慨地交待，如果有人來交“撥款運作金”，也由他代收，拿去還杭州借下的高利貸。
一番交待，姚若松和下屬轟然而散，留下姚福榮一人，看守若松集團深圳空蕩蕩的辦公室。
時近年關，撥款遙遙無期，但姚福榮在杭州替姚若松借下的高利貸已經過期，債主紛紛上門催逼不已，家人招架不住，妻子提出離婚。深圳也沒有什么人愿意交錢給焦頭爛額的姚福榮，他只得在“駐守”的間隙趕到都江堰，要求在醫院開刀的姚若松先拿錢給自己救救急。他說，躺在病床上的姚若松還給了他20萬元。此后，姚若松又斷斷續續還給姚福榮27萬元。
返回深圳的姚福榮撬開辦公室抽屜，看到若松公司種種材料，遽然省悟，自己一直置身一個巨大的騙局。
姚福榮也終于明白姚若松為什么會陸陸續續還一些錢：不過是以此來支撐自己岌岌可危的幻想，使得騙局能夠更長久一些。
他立刻撥打姚若松的電話，姚若松在電話里不耐煩地說，自己已經身在美國，正要與美國政府要人見面。隨即掛斷了電話。
再回深圳
一切似乎開始真相大白。
“民國遺產”連同證明這一遺產存在的種種：傳說、舊報紙、銀行存款證明、銀行保險箱、有《清明上河圖》在內的藏寶清單……連同少將軍銜的軍裝，都是一場好戲中的道具而已。在杭州街頭找到一家制作銅字招牌的文印店，記者向店主出示了姚福榮精心保存的金名片，店主說，這種金光閃閃的名片，批發價在4.5元左右。
“他的戲演得太真、太好、太偉大了。”破產后的姚福榮說，姚若松曾向姚福榮出示了一張清單，列有姚若松計劃捐建希望學校的國家領導人家鄉、革命老區和貧苦地區10余處，每處捐款2000萬到6000萬人民幣不等。姚若松也曾當著姚福榮的面，與安徽某縣聯系捐資助學事宜，該縣立刻派人飛往深圳接洽，此后不久又由縣政府發來了捐建協議的傳真。這一紙政府協議幾乎打消了姚福榮對“48億美元”遺產的最后一點懷疑。實際上，這一紙政府協議，事后被姚若松反復向前來引資的人出示，以證明自己的投資能力，成為至關重要的道具。
姚福榮稱，他和姚若松的相關投資協議、合同，大多由原都江堰招商局副局長陳某負責起草。這些合同本身堪稱規范。陳某還代表姚若松，到杭州考察過姚福榮的生態農業項目，考察報告也由其撰寫。至于陳某如何認識姚若松，又如何成為其幕僚，目前尚不得而知。“這個陳某是姚若松騙人的一個關鍵棋子，要不是他，我這樣的生意人也不會輕易上當。”姚福榮得知姚若松被拘捕后，頻頻致電陳某，想讓他歸還考察前支付的1萬元錢。而陳某一直沒有接聽姚福榮的電話。
至于簽署協議和合同后種種“撥款”拖延，在姚福榮看來，每一個都能自圓其說。100多萬元前期運作費，就這樣一點點被拖下了水。“連讓我搬過去和他一起住，都是有目的的”，姚福榮說，“就是為了讓我聽到他半夜里裝模作樣撥打國際長途到美國催款。”
姚福榮為“引資”一去深圳3年，3年中回家的時間不到兩個月，目的都是一個：借錢。為了拿到姚若松承諾撥付給他然而又一再推遲的“1.2億投資”，姚福榮3年間往返杭州和深圳之間數十次，著了迷一樣地四處拆借高利貸數百萬元，支付所謂“前期運作費用”。
2004年2月，姚福榮已經發現姚若松的投資承諾是騙局，然而直到當年9月才到深圳公安部門報警，又直到2005年5月才回杭州。此間一年多的時間里，有半年他花在尋找姚若松上。姚若松在電話里行蹤飄忽，忽而在美國會見白宮官員，忽而在北京會見政府高官，忽而在海南考察投資項目，但姚福榮想辦法拿到姚若松的電話通訊記錄后卻發現，姚若松的手機從來沒有離開過深圳。
姚福榮也設法找到過姚若松的一個藏身點，然而沒有抓住姚若松本人，為此他花掉了5萬元——實際上，深圳有人專門從事這樣的職業：代為尋找那些蒸發了的公司負責人。
此時，另一個聲稱從事對沖基金業務的朋友向姚福榮表示，如果對沖基金獲利，就投資姚福榮的公司。杭州已經債臺高筑，債主天天到家里逼債。妻子要求離婚，女兒也恨透了他。更重要的是，姚福榮覺得自己的面子已經丟光，回到杭州將受人鄙視——他選擇了留在深圳。“如果能拿到投資回來，以前的一切都好說，如果空手回家，我的臉面往哪里擱？”不管投資是來自朋友的對沖基金，還是姚若松，他決定等下去。
騙局流程
在深圳時間長了，姚福榮漸漸發現，像他一樣因受騙破產、在深圳等待命運轉機的還大有人在。
冷鋒是湖北人，在深圳遭遇一場以“外貿加工”為由騙取“保證金”的騙局。騙子公司人間蒸發后，冷鋒所在的企業卻因為訂購大量原料，徹底破產。冷鋒自稱從此花費諸多時間精力，自費在深圳調查諸種騙局。2003年11月，他在一家打字店里碰到姚福榮，得以了解其遭遇。
在他提供給記者的資料中，僅深圳一地，以“外貿加工”和“融資”為誘餌騙取“保證金”或“前期運作費用”的公司，不勝枚舉。中央電視臺據此進行調查發現，“深圳外貿騙局”從工商注冊到簽訂合同，有一整套完全合法的流程。
姚若松“人間蒸發”后，姚福榮也曾花7000元錢在深圳注冊了一家公司。“錢要不回來，報案也沒有用，杭州回不去了，我就在深圳干姚若松一樣的事情，騙！”
姚福榮的舉動并不出冷鋒的意料。就在他在深圳調查種種騙局的時候，不止一次有受騙者提出與他合作，開公司騙錢。“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沒有任何風險。注冊一家公司，大騙一把就走，這個周期的時間大概在3個月左右。到時候一走了之，換個地方再注冊一家就行了。”據知情人士透露，3個月的生存期內，騙子公司最多可以騙得500萬元之多，而成本不過10萬元左右。而且這類公司已經產業化、網絡化職業化，第一家公司在運行的時候，就可以安排人手去注冊第二家公司，各個公司之間通過彼此參股等形式互相介紹業務，從業者中更不乏精通外貿、投資和金融業務者。多次替姚若松外出考察的陳某，就是這樣一個熟悉招商業務的幫手。
據說，騙子們尤為鐘情的目標是那些急于招商引資做出政績的地方官員。那些人即使事后明知上當受騙，但顧及自己的烏紗帽，往往會“打落牙齒肚里咽”，費盡心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少有人會報案查究。
知情人士透露，陳某是都江堰市招商局退休的原副局長的身份，已經被招商局的老職工所確認。冷鋒與姚若松“洽談引資”的時候，陳某亦一直在場。陳某也承認，赴杭州考察過姚福榮的項目。他拒絕透露什么時候成為了姚若松的幕僚。
很難完全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因為受騙轉而騙人，或者像姚福榮那樣，有過通過行騙扳回老本的念頭。
冷鋒喬裝引資，開始涉足調查姚若松一事后，東北人王某向他推薦了姚若松。冷鋒與王某約定，如果引資成功，要付給王某手續費若干。于是出現了冷鋒與成都兩名記者，與姚若松見面的一幕。
事后得知，王某來到四川，就是因為向姚若松引資的緣故。然而引資之路與姚福榮的遭遇一樣，交了諸多費用后，又請了陳某一行赴東北考察，然而“撥款”久經延宕，導致項目無法正常進行。
也就是說，王某這個掮客，當初也是一個上當受騙的“天涯淪落人”。
王某得知姚若松被拘捕，立刻病倒。冷鋒勸其配合警方指證姚若松，亦被拒絕。他擔心，一旦指證姚若松，前期投入和“撥款”可能都將徹底破滅。
與王某的經歷類似，介紹姚福榮與姚若松相識的“大老胡”，當初也曾向姚若松引資。當他的引資計劃遙遙無期之后，選擇了替姚福榮在浙江和江西兩地擔任“投資代理”。姚若松身邊的數位“工作人員”，大多數均是這等“出身”——從受騙到騙人。
冷鋒說，姚福榮替姚若松看守辦公室的時候，如果真的收取了別人的“前期運作費”，他無疑將成為姚若松身邊的“投資代理”之一。
然而，并沒有任何人前來向姚福榮交錢。其他人允諾的種種投資也沒有任何消息。其間又有人允諾能夠幫他從銀行貸款，但是當姚福榮向此人交出10萬余元“活動經費”后，貸款也不了了之。
2005年3月，姚福榮終于對“引資”絕望了。他想到了死，于是給冷鋒寫了遺書。
遺書說：去年9月我將在深圳被騙的事情報案，本希望深圳公安破案抓住騙子姚若松后補償部分損失，給大家一個交代，那(哪)知道今天都沒有任何進展，姚若松仍在深圳逍遙法外，到處騙人，我越想心理(里)越不是滋味……我也死了這條破案的心，我有家無歸，無臉見人，我生不如死。
雖然經冷鋒勸解，姚福榮在“引資”3年后，終于回到杭州，但他已經從“有臉面”的“姚總”，變成了讓人不齒的受騙者、騙子和欠債人。有人受雇于他的債主，日夜跟隨他，同行同止，同吃同住，目的是催要他一再拖延的欠款。20年的商海沉浮的經驗和積蓄，3年中猶如春夢破碎。他變得比從前更加一無所有。
而冷鋒從前的東家，在冷鋒遭遇的外貿騙局中受騙的吳某破產后，也逃債到了深圳，就住在冷鋒的租賃房里。更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上訪和媒體曝光上。與冷鋒同時受騙的一位婦女打來電話說，騙子騙走了她的養老金。
冷鋒說，在受騙到調查騙局的一年中，僅他所接觸的深圳受騙群體，已“觸目驚心”。
真相大白
已與姚福榮離婚的馬大姐傷心地說，姚福榮變得讓她認不出來了。20年跑江湖的商海經驗像是一夜丟得精光，連這樣顯而易見的騙子都不能識破。幾乎在深圳見到姚若松的第一面開始，馬大姐就斷定碰到了騙子。
“姚若松住在一間500塊錢租金的租賃房里，里面一張桌子兩張床。剛一見面，姚若松‘啪啪啪’打開三個箱子，給我看他的營業執照、收藏的寶物照片和發明。我一看營業執照，已經過期了。”馬大姐質疑姚若松過期的營業執照，姚若松稱，正在讓姚福榮辦新執照。自從搬到姚若松一起住，姚福榮除了半夜常常被煞有介事的“美國來電”驚醒，還開始替姚若松打理若松香港(集團)有限公司的許多事務。買菜做飯，端茶送水，間或為他們的消費埋單、辦理營業執照，最重要的，不時飛回杭州，籌集“前期運作費用”。
姚若松從三個無所不包的箱子中給馬大姐出示過他所收藏的文物照片和一份名為“四川姚府祖傳遺產／遺交于姚若松古物”的清單。畫作中居然列有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樣的國寶。這更引起了馬大姐的懷疑。
然而馬大姐的質疑，反而引來姚福榮的一頓抱怨。馬大姐始終認為，姚福榮“引資”受騙和他“一步登天”的“妄想”有關。這個中年女人在枇杷園內黯然神傷。“我不恨那些騙子。沒有那些貪心的人，騙子就騙不到人。”
現在種種證據顯示，“有少將軍銜”的“大老板”姚若松是四川省汶川縣農民，小學文化。2005年5月，四川廣元縣警方以此人涉嫌廣元一起金額1萬元的騙局，赴都江堰將其拘捕。軍官證經有關方面鑒定是假造的。
但廣元市公安局經偵大隊的劉副大隊長說，姚若松堅稱有一份名為“四川姚府祖傳遺產／遺交于姚若松古物”的清單，其中居然列有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他說：抗日戰爭時期，我父親在印緬密支那抗日的青年遠征軍新一軍、新六軍軍部服役，任機要員，保管軍部機密財產和戰場繳獲財產；國民政府撤退臺灣的時候，新一軍、新六軍的這些戰爭財產留在大陸，由我父親掌握……我姚若松作為繼承人，決定將這筆遺產用來投資經濟建設。但警方訊問時，姚若松卻稱，“民國遺產”的來源不是他的父親，而是一個代號為“ak309”的神秘人物。他堅持不吐露“ak309”的任何信息。據親自趕到姚若松的老家并找到姚若松的女兒的知情人士透露，姚若松的女兒否認有任何“民國遺產”存在。
包括姚福榮在內的引資人交納的“前期運作費”，姚若松忽而向廣元警方交待有300多萬，忽而稱不記得。至于這些錢的去向，姚若松稱，姚福榮的120萬元已還，其他的主要用于辦軍官證(40萬)和去美國(100多萬)和貝寧共和國(80萬)的費用，所以并無余留。
姚若松在廣元市涉嫌詐騙1萬元的案子，廣元市檢察院已經決定不予起訴。而諸多騙案均發生在廣元無管轄權的深圳，廣元警方經過多方艱苦溝通，試圖將姚若松移交給深圳警方。
開公司騙錢，“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沒有任何風險。注冊一家公司，大騙一把就走，這個周期的時間大概在3個月左右。到時候一走了之，換個地方再注冊一家就行了”。
據知情人士透露，3個月的生存期內，騙子公司最多可以騙得500萬元之多，而成本不過10萬元左右。而且這類公司已經產業化、網絡化、職業化，第一家公司在運行的時候，就可以安排人手去注冊第二家公司。
2005年5月下旬，湖北人冷鋒經東北人王某介紹，在都江堰見到了“大老板”姚若松。與他同行的，還有成都兩名隱身采訪的記者。
一見面，冷鋒就對“大老板”說，我要擴建廠房，正在找幾千萬元的投資。姚若松不耐煩地說，太少了，不感興趣！一旁的記者“提醒”冷鋒：不是還有一個1億多的項目嗎？冷鋒說，那是二期。姚若松聞言精神一振，大聲說：
好！兩期一塊投！我有資產120億美元！
5月27日，在深圳“融資”3年不成、絕望中返回老家的杭州商人姚福榮，突然聽到朋友冷鋒傳來的消息，曾許諾向他投資1.2億元人民幣的姚若松因涉嫌詐騙，在都江堰被捕了。
向姚若松尋求“融資”前，姚福榮事業有成，“有面子”、“有關系”、“會做生意”。3年“融資”，姚福榮千金散盡，妻離子散。為了躲避債主的催討，他借來的車上放著自己的衣物箱子。雖然回到家鄉，姚福榮卻不知道自己晚上會睡在哪里。
“財神”威嚴
6月1日，姚福榮的前妻馬大姐斬釘截鐵地說：我讓姚福榮要么去死，要么去投案坐牢。他死了，我替他擺平債務；坐牢他可以好好反省反省自己。
他們24年的婚姻在2005年2月走到了盡頭。
20年前，姚福榮夫婦分別是浙江余杭縣工商所和稅務所的工作人員，后來夫婦倆下海經商。1990年代初，白手起家的姚福榮夫婦做防火建材生意，賺到第一桶金。此后的生意有賺有賠，但事業一直在擴展。到2002年，他們在余杭的枇杷古鎮塘棲買下了200畝枇杷園50年的土地經營權，成立了派克蘭農業生態有限公司。
“買下這塊地，我就想把它做大，做大，再做大，搞個一兩千畝的規模。”姚福榮指點著枇杷園回憶說。姚福榮的雄心壯志只欠資金。他開始四處聯系投資。然而，在余杭的告貸之路頗為艱難。
“貸款很難。當時余杭區農業局表示可以支持我150萬，但這筆錢太少了。”姚福榮開始想辦法到余杭之外去尋找資金，來支撐自己的莊園夢。2003年7月，有人介紹姚福榮認識了一名人稱“大老胡”的胡姓永康人。“大老胡”告訴姚福榮，自己辦理融資業務6年，最近終于在四川都江堰碰到了一個“真正的大老板”。
據“大老胡”稱，這位“大老板”出身民國軍隊將領家庭，其父是一筆神秘的“民國遺產”的守護人，而這筆存在美國花旗銀行的高達48億美元的“民國遺產”，已經確認由這位“大老板”繼承。為此，“大老板”一直在內地尋求投資項目。
“大老胡”向姚福榮保證，只要出10萬元錢作為引資的前期運作費用，就能引來1億人民幣的投資。即使引資不成，“大老板”也會報銷全部差旅費用。
姚福榮立刻帶著一名下屬，與“大老胡”一起趕到都江堰，拜見“大老板”，準備融資。2003年8月初，一行人到了都江堰，“大老板”的下屬通知，要見“大老板”，需要預約等候。3天后，神秘的“大老板”身著少將肩花的戎裝，在都江堰家中宴請姚福榮等人。席間，“大老板”向姚福榮出示了“大老胡”所說的“民國遺產”的種種佐證，其中有美國銀行的“存款證明”，戰爭年代的舊報紙，證明有一宗來源去向撲朔迷離的國民政府“戰爭遺款”的存在，而這份遺產最終落到了有“少將”軍銜的“大老板”身上。
“大老板”還出示了他本人獲得的各種獎章——其中有獎勵他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后撲滅科威特油井大火，有各國獎勵他作為一種農業機械的發明者，提前數年實現了美國教授的預言，還有表彰他在1998年大洪水時期的5萬元捐贈，以及在諸多革命老區捐獻了多所學校的“義舉”。
神秘慷慨的“大老板”名叫姚若松。雖然在商言利，但姚若松神色威嚴，言語不容置疑。他出示過自己的軍官證，但不容姚福榮和下屬細看，一晃即收回口袋。連散發給姚福榮的名片，也是材質特別的黃色金屬所制。姚若松吩咐姚福榮，妥善保存這份“金名片”，不可隨意示人。姚福榮隨即藏好，連隨行的下屬都沒有透露。
沉甸甸的“金名片”增加了“大老板”的威嚴，打消了姚福榮的疑慮。姚若松隨即提出，他旗下的若松香港(集團)有限公司向姚福榮的農業生態項目投資1.2億人民幣，前期運作費用10萬元由姚福榮承擔。雙方席間商定，10萬元前期款項到位，姚若松將在2003年8月20日之前向派克蘭公司撥款，并承諾開具一張20萬港幣的銀行支票，作為對姚福榮個人的獎勵。
2003年8月6日，姚福榮和下屬隨姚若松、“大老胡”等人離開都江堰，前往姚若松的公司總部深圳。他一路催促杭州老家將10萬元款項打進他的銀行賬號。8月8日，姚福榮就將10萬元錢交給姚若松，后者則開出一張40萬元的香港匯豐銀行支票，加倍兌現都江堰時的獎勵承諾。雙方隨即在姚若松公司總部簽署了投資意向協議書。
深圳迷局
2003年8月中旬，姚若松承諾的撥款日期將近，姚福榮向他催問，姚若松說撥款前要對他的生態農業項目進行考察。心急火燎的姚福榮隨即前往都江堰，將姚若松指定的兩名考察人員——姚若松的弟弟姚某和都江堰原招商局副局長陳某——接到杭州。
姚福榮說，姚若松行前特別交待，為了讓考察報告好看，需要對兩人有所表示。姚富榮稱，他為此在成都雙流機場付給姚某和陳某“活動費”各1萬元。到杭州后，又請來余杭區的領導作陪，介紹當地的投資環境和派克蘭的發展前景。
姚某與陳某的考察結束，返回都江堰寫好考察報告，原定撥款時間已過。此間姚福榮先赴深圳，再去都江堰取報告，并于8月31日與姚若松簽訂正式投資合同，約定當年9月15日撥款。
撥款期限又一次來到，姚若松面對姚福榮的催問坦然說，由于“戰爭遺產”存在美國銀行，雖有銀行墊付高昂的前期費用，但需要籌措資金去美國辦理手續。他提出，由姚福榮為自己籌措120萬元資金，作為赴美國“動款子”的資金。撥款時間推遲到10月10日。而作為對姚福榮籌款的報酬，撥款同時給姚福榮個人80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說罷，姚若松大筆一揮，開出香港匯豐銀行400萬元支票一張，作為先行兌現的獎勵。
就在原定的撥款日期前幾天，姚福榮夾雜著興奮與恐慌的心情，帶著姚若松的身份證、藏寶照片和巨額遺產的種種證明飛回浙江籌款。然而就在籌款的第一站金華，有人看了一眼姚若松的所謂藏寶照片(其中居然還有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圖》)，就對此嗤之以鼻，斷然拒絕了姚福榮的借款動議。奇怪的是姚福榮竟沒有起疑，繼續回到杭州的熟人圈子里，四方告借高利貸。
2003年9月30日，姚福榮飛赴深圳，將先期借到的40萬送到姚若松手中后，拿到一紙借條。姚福榮數日后再次飛回杭州，又借得80萬，于原定撥款的10月10日前兩天，交付給姚若松。
收到錢后，姚若松承諾11月8日將款項撥給姚福榮。姚若松還讓姚福榮搬來與其同住，靜候撥款。若松公司里住著的等款者，除了姚福榮外，還有其他幾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引資者。姚若松表示，等到旅費齊全，他將派兩人前往美國取款。
然而，姚若松屢屢推遲的“撥款計劃”一直不順。除了美國銀行“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撥款過程中似乎還遭遇了一次官司。姚若松稱，美國、臺灣各有一個自稱是姚若松的人，要冒領他的財產。雖然他的父親健在，但他需要“從四川省政府、國務院”拿相關證明文件到美國，證明自己是“遺產”的合法繼承人，只是“撥款”時間不得不多次拖延。
整個11月，姚福榮沒有等到他日思夜想的撥款。倒是在11月6日收到了姚若松簽給他的兩張面額分別為40萬和400萬的香港匯豐銀行的支票不能兌現的消息。
此間，姚福榮多次向姚若松追問取款進度，姚若松一反常態，大聲責罵姚福榮不懂得過程艱難。12月，姚福榮要求姚若松提供赴美出差的機票、賓館證明、律師和銀行的證明，姚若松勃然大怒，又將姚福榮一頓臭罵。嚇得姚福榮不敢再提“證明”的話頭。
此后沒幾天，姚若松突然告訴姚福榮，自己因膽結石要回都江堰動手術，而若松公司的其他職工要放假，因此他不在公司期間，委托姚福榮代接“美國電話”。姚若松還慷慨地交待，如果有人來交“撥款運作金”，也由他代收，拿去還杭州借下的高利貸。
一番交待，姚若松和下屬轟然而散，留下姚福榮一人，看守若松集團深圳空蕩蕩的辦公室。
時近年關，撥款遙遙無期，但姚福榮在杭州替姚若松借下的高利貸已經過期，債主紛紛上門催逼不已，家人招架不住，妻子提出離婚。深圳也沒有什么人愿意交錢給焦頭爛額的姚福榮，他只得在“駐守”的間隙趕到都江堰，要求在醫院開刀的姚若松先拿錢給自己救救急。他說，躺在病床上的姚若松還給了他20萬元。此后，姚若松又斷斷續續還給姚福榮27萬元。
返回深圳的姚福榮撬開辦公室抽屜，看到若松公司種種材料，遽然省悟，自己一直置身一個巨大的騙局。
姚福榮也終于明白姚若松為什么會陸陸續續還一些錢：不過是以此來支撐自己岌岌可危的幻想，使得騙局能夠更長久一些。
他立刻撥打姚若松的電話，姚若松在電話里不耐煩地說，自己已經身在美國，正要與美國政府要人見面。隨即掛斷了電話。
再回深圳
一切似乎開始真相大白。
“民國遺產”連同證明這一遺產存在的種種：傳說、舊報紙、銀行存款證明、銀行保險箱、有《清明上河圖》在內的藏寶清單……連同少將軍銜的軍裝，都是一場好戲中的道具而已。在杭州街頭找到一家制作銅字招牌的文印店，記者向店主出示了姚福榮精心保存的金名片，店主說，這種金光閃閃的名片，批發價在4.5元左右。
“他的戲演得太真、太好、太偉大了。”破產后的姚福榮說，姚若松曾向姚福榮出示了一張清單，列有姚若松計劃捐建希望學校的國家領導人家鄉、革命老區和貧苦地區10余處，每處捐款2000萬到6000萬人民幣不等。姚若松也曾當著姚福榮的面，與安徽某縣聯系捐資助學事宜，該縣立刻派人飛往深圳接洽，此后不久又由縣政府發來了捐建協議的傳真。這一紙政府協議幾乎打消了姚福榮對“48億美元”遺產的最后一點懷疑。實際上，這一紙政府協議，事后被姚若松反復向前來引資的人出示，以證明自己的投資能力，成為至關重要的道具。
姚福榮稱，他和姚若松的相關投資協議、合同，大多由原都江堰招商局副局長陳某負責起草。這些合同本身堪稱規范。陳某還代表姚若松，到杭州考察過姚福榮的生態農業項目，考察報告也由其撰寫。至于陳某如何認識姚若松，又如何成為其幕僚，目前尚不得而知。“這個陳某是姚若松騙人的一個關鍵棋子，要不是他，我這樣的生意人也不會輕易上當。”姚福榮得知姚若松被拘捕后，頻頻致電陳某，想讓他歸還考察前支付的1萬元錢。而陳某一直沒有接聽姚福榮的電話。
至于簽署協議和合同后種種“撥款”拖延，在姚福榮看來，每一個都能自圓其說。100多萬元前期運作費，就這樣一點點被拖下了水。“連讓我搬過去和他一起住，都是有目的的”，姚福榮說，“就是為了讓我聽到他半夜里裝模作樣撥打國際長途到美國催款。”
姚福榮為“引資”一去深圳3年，3年中回家的時間不到兩個月，目的都是一個：借錢。為了拿到姚若松承諾撥付給他然而又一再推遲的“1.2億投資”，姚福榮3年間往返杭州和深圳之間數十次，著了迷一樣地四處拆借高利貸數百萬元，支付所謂“前期運作費用”。
2004年2月，姚福榮已經發現姚若松的投資承諾是騙局，然而直到當年9月才到深圳公安部門報警，又直到2005年5月才回杭州。此間一年多的時間里，有半年他花在尋找姚若松上。姚若松在電話里行蹤飄忽，忽而在美國會見白宮官員，忽而在北京會見政府高官，忽而在海南考察投資項目，但姚福榮想辦法拿到姚若松的電話通訊記錄后卻發現，姚若松的手機從來沒有離開過深圳。
姚福榮也設法找到過姚若松的一個藏身點，然而沒有抓住姚若松本人，為此他花掉了5萬元——實際上，深圳有人專門從事這樣的職業：代為尋找那些蒸發了的公司負責人。
此時，另一個聲稱從事對沖基金業務的朋友向姚福榮表示，如果對沖基金獲利，就投資姚福榮的公司。杭州已經債臺高筑，債主天天到家里逼債。妻子要求離婚，女兒也恨透了他。更重要的是，姚福榮覺得自己的面子已經丟光，回到杭州將受人鄙視——他選擇了留在深圳。“如果能拿到投資回來，以前的一切都好說，如果空手回家，我的臉面往哪里擱？”不管投資是來自朋友的對沖基金，還是姚若松，他決定等下去。
騙局流程
在深圳時間長了，姚福榮漸漸發現，像他一樣因受騙破產、在深圳等待命運轉機的還大有人在。
冷鋒是湖北人，在深圳遭遇一場以“外貿加工”為由騙取“保證金”的騙局。騙子公司人間蒸發后，冷鋒所在的企業卻因為訂購大量原料，徹底破產。冷鋒自稱從此花費諸多時間精力，自費在深圳調查諸種騙局。2003年11月，他在一家打字店里碰到姚福榮，得以了解其遭遇。
在他提供給記者的資料中，僅深圳一地，以“外貿加工”和“融資”為誘餌騙取“保證金”或“前期運作費用”的公司，不勝枚舉。中央電視臺據此進行調查發現，“深圳外貿騙局”從工商注冊到簽訂合同，有一整套完全合法的流程。
姚若松“人間蒸發”后，姚福榮也曾花7000元錢在深圳注冊了一家公司。“錢要不回來，報案也沒有用，杭州回不去了，我就在深圳干姚若松一樣的事情，騙！”
姚福榮的舉動并不出冷鋒的意料。就在他在深圳調查種種騙局的時候，不止一次有受騙者提出與他合作，開公司騙錢。“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沒有任何風險。注冊一家公司，大騙一把就走，這個周期的時間大概在3個月左右。到時候一走了之，換個地方再注冊一家就行了。”據知情人士透露，3個月的生存期內，騙子公司最多可以騙得500萬元之多，而成本不過10萬元左右。而且這類公司已經產業化、網絡化職業化，第一家公司在運行的時候，就可以安排人手去注冊第二家公司，各個公司之間通過彼此參股等形式互相介紹業務，從業者中更不乏精通外貿、投資和金融業務者。多次替姚若松外出考察的陳某，就是這樣一個熟悉招商業務的幫手。
據說，騙子們尤為鐘情的目標是那些急于招商引資做出政績的地方官員。那些人即使事后明知上當受騙，但顧及自己的烏紗帽，往往會“打落牙齒肚里咽”，費盡心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少有人會報案查究。
知情人士透露，陳某是都江堰市招商局退休的原副局長的身份，已經被招商局的老職工所確認。冷鋒與姚若松“洽談引資”的時候，陳某亦一直在場。陳某也承認，赴杭州考察過姚福榮的項目。他拒絕透露什么時候成為了姚若松的幕僚。
很難完全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因為受騙轉而騙人，或者像姚福榮那樣，有過通過行騙扳回老本的念頭。
冷鋒喬裝引資，開始涉足調查姚若松一事后，東北人王某向他推薦了姚若松。冷鋒與王某約定，如果引資成功，要付給王某手續費若干。于是出現了冷鋒與成都兩名記者，與姚若松見面的一幕。
事后得知，王某來到四川，就是因為向姚若松引資的緣故。然而引資之路與姚福榮的遭遇一樣，交了諸多費用后，又請了陳某一行赴東北考察，然而“撥款”久經延宕，導致項目無法正常進行。
也就是說，王某這個掮客，當初也是一個上當受騙的“天涯淪落人”。
王某得知姚若松被拘捕，立刻病倒。冷鋒勸其配合警方指證姚若松，亦被拒絕。他擔心，一旦指證姚若松，前期投入和“撥款”可能都將徹底破滅。
與王某的經歷類似，介紹姚福榮與姚若松相識的“大老胡”，當初也曾向姚若松引資。當他的引資計劃遙遙無期之后，選擇了替姚福榮在浙江和江西兩地擔任“投資代理”。姚若松身邊的數位“工作人員”，大多數均是這等“出身”——從受騙到騙人。
冷鋒說，姚福榮替姚若松看守辦公室的時候，如果真的收取了別人的“前期運作費”，他無疑將成為姚若松身邊的“投資代理”之一。
然而，并沒有任何人前來向姚福榮交錢。其他人允諾的種種投資也沒有任何消息。其間又有人允諾能夠幫他從銀行貸款，但是當姚福榮向此人交出10萬余元“活動經費”后，貸款也不了了之。
2005年3月，姚福榮終于對“引資”絕望了。他想到了死，于是給冷鋒寫了遺書。
遺書說：去年9月我將在深圳被騙的事情報案，本希望深圳公安破案抓住騙子姚若松后補償部分損失，給大家一個交代，那(哪)知道今天都沒有任何進展，姚若松仍在深圳逍遙法外，到處騙人，我越想心理(里)越不是滋味……我也死了這條破案的心，我有家無歸，無臉見人，我生不如死。
雖然經冷鋒勸解，姚福榮在“引資”3年后，終于回到杭州，但他已經從“有臉面”的“姚總”，變成了讓人不齒的受騙者、騙子和欠債人。有人受雇于他的債主，日夜跟隨他，同行同止，同吃同住，目的是催要他一再拖延的欠款。20年的商海沉浮的經驗和積蓄，3年中猶如春夢破碎。他變得比從前更加一無所有。
而冷鋒從前的東家，在冷鋒遭遇的外貿騙局中受騙的吳某破產后，也逃債到了深圳，就住在冷鋒的租賃房里。更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上訪和媒體曝光上。與冷鋒同時受騙的一位婦女打來電話說，騙子騙走了她的養老金。
冷鋒說，在受騙到調查騙局的一年中，僅他所接觸的深圳受騙群體，已“觸目驚心”。
真相大白
已與姚福榮離婚的馬大姐傷心地說，姚福榮變得讓她認不出來了。20年跑江湖的商海經驗像是一夜丟得精光，連這樣顯而易見的騙子都不能識破。幾乎在深圳見到姚若松的第一面開始，馬大姐就斷定碰到了騙子。
“姚若松住在一間500塊錢租金的租賃房里，里面一張桌子兩張床。剛一見面，姚若松‘啪啪啪’打開三個箱子，給我看他的營業執照、收藏的寶物照片和發明。我一看營業執照，已經過期了。”馬大姐質疑姚若松過期的營業執照，姚若松稱，正在讓姚福榮辦新執照。自從搬到姚若松一起住，姚福榮除了半夜常常被煞有介事的“美國來電”驚醒，還開始替姚若松打理若松香港(集團)有限公司的許多事務。買菜做飯，端茶送水，間或為他們的消費埋單、辦理營業執照，最重要的，不時飛回杭州，籌集“前期運作費用”。
姚若松從三個無所不包的箱子中給馬大姐出示過他所收藏的文物照片和一份名為“四川姚府祖傳遺產／遺交于姚若松古物”的清單。畫作中居然列有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樣的國寶。這更引起了馬大姐的懷疑。
然而馬大姐的質疑，反而引來姚福榮的一頓抱怨。馬大姐始終認為，姚福榮“引資”受騙和他“一步登天”的“妄想”有關。這個中年女人在枇杷園內黯然神傷。“我不恨那些騙子。沒有那些貪心的人，騙子就騙不到人。”
現在種種證據顯示，“有少將軍銜”的“大老板”姚若松是四川省汶川縣農民，小學文化。2005年5月，四川廣元縣警方以此人涉嫌廣元一起金額1萬元的騙局，赴都江堰將其拘捕。軍官證經有關方面鑒定是假造的。
但廣元市公安局經偵大隊的劉副大隊長說，姚若松堅稱有一份名為“四川姚府祖傳遺產／遺交于姚若松古物”的清單，其中居然列有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他說：抗日戰爭時期，我父親在印緬密支那抗日的青年遠征軍新一軍、新六軍軍部服役，任機要員，保管軍部機密財產和戰場繳獲財產；國民政府撤退臺灣的時候，新一軍、新六軍的這些戰爭財產留在大陸，由我父親掌握……我姚若松作為繼承人，決定將這筆遺產用來投資經濟建設。但警方訊問時，姚若松卻稱，“民國遺產”的來源不是他的父親，而是一個代號為“ak309”的神秘人物。他堅持不吐露“ak309”的任何信息。據親自趕到姚若松的老家并找到姚若松的女兒的知情人士透露，姚若松的女兒否認有任何“民國遺產”存在。
包括姚福榮在內的引資人交納的“前期運作費”，姚若松忽而向廣元警方交待有300多萬，忽而稱不記得。至于這些錢的去向，姚若松稱，姚福榮的120萬元已還，其他的主要用于辦軍官證(40萬)和去美國(100多萬)和貝寧共和國(80萬)的費用，所以并無余留。
姚若松在廣元市涉嫌詐騙1萬元的案子，廣元市檢察院已經決定不予起訴。而諸多騙案均發生在廣元無管轄權的深圳，廣元警方經過多方艱苦溝通，試圖將姚若松移交給深圳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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